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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的文学理论(主要指新文学运动以来)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沧桑,终于走上了学科化的轨道。但学科化并不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学科成熟的标志是科学化。为使中国文学理论进一步由学科化转入科学化,必须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文学基础理论话语系统,使学人们增强话语独立的自觉意识。中国文学理论在经历了百年沧桑,尤其新时期的喧哗与骚动之后,令人欣慰的走上了学科化的轨道。但是,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学科化仅只是起始,学科化并不等于科学化。学科化是学科成形的标志,不是成熟的标志,科学化是学科成熟的催化剂,即在科学的意义上对学科进行学术性的定位和规范,是学科本体自组话语系统的内调节。因此,文学理论实现了学科化,就必须考虑其科学化,这是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否则,只能停留在学语性的阶段。就基础理论而言,学古语、学西语,却没有编构起中国当代自己的学科话语系统,这种缺少钙化根基的学科焉能走向成熟?当然科学化不是一蹴而就的,生长发育总离不开时间的链条。笔者认为,要实现中国文学理论的科学化,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文学基础理论话语系统,使学人们增强话语独立的自觉意识。
一
学科的科学化要求学科话语独立,显而易见,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就不可能有话语的权力。因此,必须对学科定位,划准边界。
文学是意识形态,文学理论作为文本同样也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概念是宽泛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之间是有区别的,意识形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概念的含混不清,必然会产生相当程度的失语现象。把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都理解为主流意识形态,就断送了不同意识形态应有的话语权力,所谓的话语只能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诠释与注解,话语的独立性完全湮没了。不可否认,主流意识形态对其他意识形态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那是具有特殊性和阶段性的。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言,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面对民族危亡的时刻,要求文艺从属于主流意识形态是合情合理的,国难当头,不知亡国恨的吟唱风花雪月,无疑是极不和谐的音调。此时,文学的宣传功能被转借和扩张,其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就此而论,《讲话》的历史地位也是无法否定的,即使在西方也同样存在着这种现象。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现代主义在西方崛起且声势浩大,然而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现代主义的声浪仿佛在一夜之间无影无踪了,这种相似显然不是偶然的。
当然,《讲话》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文本,在深层的意义上政治的范式在起着作用,准确地说,《讲话》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对文艺提出的政治要求。因此,它并不是文论话语,而是政治话语,或者说是特殊条件下政治话语对文论话语的合理要求。本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理应归还的文论话语,竟找不到了话语的权力。最后只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呜唱的合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首先不排除政治话语的强制性,其次,学科本身不成形,再者学科不成形就不可能有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又何来话语的权力呢?所以,中国文学理论在实现学科化的今天就必须强调科学化,严格区分各种文本的话语性质,自觉地建立起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使各种不同的语码回归自己的母体,以有效地防止不应有的话语掠夺。
许明在《作为科学的文艺学是否可能》一文中说:“以政治替代学术的倾向虽然早已开始纠正,但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纠正以后眼前是一片空白。许多人在不以政治为惟一标准的原则确立以后,却不会回到学术本身。直至90年代后期,我们仍摆脱不了这种发生在深层次的失语现象。”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学人们长期养成的对主流意识形态那集体无意识的诉求,又不适当地把文学和文论摆在同主流意识形态并驾齐驱的位置上,怎能不出现这种深层次的失语现象呢?文学理论话语应远离中心找准自己的位置,学人们不应有走向边缘的失落,文学也好,文学理论也好,不可能成为中心话语,文学理论虽是意识形态,无可否认,它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惟有找回自我,才能消除失语。话语掠夺是不正常的,配角充主角,躲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衣襟下,从深层次上说是失语,从表面上审视恐也否定不了其话语变态的事实。
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也是造成这种失语现象的重要原因。话语不独立,就使文论话语缺少起码的稳定性,于是就增加了转借的随机性和随意性,诚如钱中文在《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一文中所言:“五六十年代,前苏联的文学理论成了我们的文学理论,八十年代,美国人的文学理论中的种种概念,又成了我们文学理论中的常用语。这并不是说外国的不能用,因为它们确实具有使对象获得科学说明的能力,但我们自己在哪里?我们是否能在文学研究中形成自己的话语?”②形不成自己的话语,我们就时时面临着使我们不得不正视的文论殖民化问题,以及文论的复古问题,更避免不了其他意识形态的掠夺问题。所以,必须要建立文学基础理论话语系统,没有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就丧失了中国文论科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了根的浮萍,又何谈中国文论的自主性。
二
建立中国文学理论独立的话语系统,不仅要防止话语掠夺,还要防止话语扩张。自我膨胀也会招至话语变态,当文学理论的建构没有了边界,即会出现出卖话语的尴尬,这就要求学人们首先要对概念和范畴进行科学的学理化界定,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科学游戏规则。例如对“典型”概念的界定就是文学理论明显的话语扩张,它超越了自身的游戏规则,已不是文学理论话语而是哲学话语。即“典型”就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黑格尔的游戏规则,使我们陷入了哲学的范式而不能自拔,而且竟让我们痛苦地研究了一百年终不得要领。由于哲学范式的作祟,什么“类型说”、“阶级说”、“必然与偶然说”、“中介说”、“特殊说”等等,都是他说,不是我说。文学理论所操持的已不是自己的话语,都是他者的话语。哲学是宏观的,包罗万象的,它的抽象与空洞掩盖不了对具体问题界定的空泛。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而文学典型是什么呢?哲学什么都说了,也什么都没有说。不进行哲学的还原,我们必然要走入数学化的哲学公式,失语就成了必然,起码也会造成语境混乱。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我们把文学最终界定在了“反映”上,反映——能动反映——审美反映。在“反映”这个语码前面无论加多少定语,还是哲学的话码,如此语境混乱,怎能使话语独立呢?难道文学就找不到自己的话语方式吗?宗白华先生在他的论著《意境》中有一句众人皆知的名言,“没有想像就没有艺术创造”。即艺术所以谓艺术,是一种想像性的创造。文学是语言艺术,同样也是一种想像性的创造。这是对文学恰如其分的定位。无庸讳言,文学是用语言塑造艺术形象,表达思想感情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科学地说,它不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合目的的想像性创造。诚然,理论是抽象的,但理论间的层次是不同的,因此,要建立中国文论独立的话语系统位置非常重要,尤其在各种学科交叉多元探索的今天,方位感的错离,话语的无度扩张,必然要带来话语系统的变态。
童庆炳先生在他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就文学理论的形态问题进行了基本的概括。他说:“文学作为一种极为复杂的、广延性极强的事物,决定了文学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性。视角和方法的多样性使文学理论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文学哲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文学符号学、文学价值学、文学信息学和文学文化学等是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③从广义上说,这种概括是合理的,多元的探索对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也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多形态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狭义的文学基础理论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广义的形态应称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形态,对各种研究形态的把握,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话语扩张,我们不能使文学基础理论话语成为各种话语杂糅的大拼盘。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概念和范畴要进行学理性的定位。哲学的、美学的、政治的、道德的等等不属于文学理论的概念,不能进入文学理论的话语系统。
防止话语扩张,要注意命题的科学性。就文学的起源问题而论,由一尊的劳动说到上世纪80年代的巫术说、摹仿说、心灵表现说、游戏说各有道理的肯定,以及围绕着劳动所展开的各种说,使劳动说本身发生了动摇,事实亦正是如此,把文学的起源归之为劳动不无牵强,劳动说和围绕着劳动见仁见智的各种说法,都脱离不了“劳动创造了人”的先验假设。劳动——人——文学所组成的派生式因果链条,使这一命题总给人一种立论的虚假性,假使文学起源的根本原因是劳动,那么导致文学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从科学的意义上来讲,这一命题忽视了主体在文学创造活动中的支配地位。鲁迅在假设基础上的推论,普列汉诺夫对原始部落精心的现象描述,无一例外地忽视了主体的内在活动。外在的研究的确需要,但最终应回到主体本身,否则,我们无法走近文艺本体。尤其对于具体的创作活动,现有的发生命题似乎是一个毫不相干的命题。我们必须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直接原因的探索上。文学是人创造的,只有回归到人,才能搞清文学发生的直接原因。 职称论文发表网http://www.issn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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