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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世纪惯例，“基督教”为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之各教派的统称。基督教（Christianity）包括天主教（the Western Church，亦称“公教”、“罗马公教”、“旧教”）、东正教（the Orthodox Eastern Chruch，亦称“正教”）、新教（Protestantism，亦称“耶稣教”、“更正教”）和其他一些较小教派。在中国常以“基督教”单指新教。本文中“基督教”所指遵世界惯例，为统称。
唐朝以来，基督教曾四次入华，基督教教堂建筑也在中国建筑历史中占一定地位。
唐初“景教”从波斯传到中国，为基督教第一次入华，其传教最初利用了佛法的外衣，此时的景教教堂也采取了佛寺建筑的名称和样式。元朝的“也里可温教”为基督教第二次放华，使中国出现了最早的东正教堂和天主教堂，但它们基本上采取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型制。
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三次入华，导致了西洋建筑在澳门的大规模出现了“大三巴”教堂（1638年）的建成。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字西泰，atthieu Ricci，1552-1610）入京，万历皇帝准其留居北京。1605年，利玛窦在宣武门住处建“礼拜堂”。虽然澳门“大三巴”教堂表现了12-15世纪法国哥特教堂的特征，但宣武门“礼拜堂”则由于地处北京仍采取了中国传统样式，且沿用一百多年，直至1712年重修后才易为“洋风”（西洋样式）。
自利玛窦1605年建宣武门“礼拜堂”到1904年南堂第五次重建，其间基督教教堂建筑在北京300年的演变，可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一、17世纪：初始期——基本为中国传统样式
1517年，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新教在北欧取得优势地位，天主教则在南欧进行“革新”，并借助于葡萄牙、西班牙的炮舰向东方扩展宗教势力。因此，由天主教东进开始了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
为适应天主教势力的扩张，1540年罗马教皇批准成立了名为“耶稣会”的传教团体。该会创办人之一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1506-1552）于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到达广东上川岛，成为耶稣会来华的先驱；然而为耶稣会在中国传教奠定基业的，却是意大利人利玛窦。
利玛窦开创了耶稣会传教士尊重中国社会制度和礼教文化的先例，改穿儒服，研习儒籍，并专门在官府上层及士大夫身上下功夫，“用西方的奇物珍品铺成了从肇庆到北京的漫远道路”，而使天王教得以进入明王朝的宫廷。利玛窦等人考虑到了中国礼教文化的特点，为了吸引中国的士大夫“礼儒易佛”，相信天主教教义，采取了“传道必先获华人之尊敬，以为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的手段，与传教互为表里，构成了明末清初天主教东传的特点。这也决定了这一时期天主教堂多使用中国的民宅、寺庙，或者按中国传统建筑样式建造，稍有西洋装饰，简单的仅立十字架为象征。
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利玛窦病逝北京后，曾由皇帝赐地建墓，在“阜城门外二里马尾沟腾公栅栏外”。腾公司栅栏俗称“太监坟”，自17世纪末，又被人称为“荷兰墓地”，以与正福寺附近的救世堂法国耶稣会士公墓——“法国墓地”相区分。
利玛窦在意大利耶稣会士，其继任人龙华民（字精华，Nicolas Longbardi，1559-1654）指导下设计，是中国第一座基督教式坟茔，开始表现出“洋风”的特征：“其坎封也异中国。封下方而上园，方若台圯园若断木。后虚堂六角，所供纵横十字文。”
清顺治七年（1650年），德籍耶稣会神父汤若望（字道未，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在宣武门利玛窦所建礼拜堂基址上修建南堂。两年后大堂建成，仍“按中国式样而造”。但“堂牖器饰，如其国制。”“内建亭池台榭，式仿西洋，极其工巧。”“堂前有大理古牌楼一座，……署有上赐‘钦宗天道’四金字。”
顺治十二所（1655年）皇帝赐地两位神甫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1606-1682）、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1609-1677），在王府井八面槽利用民宅设东堂。
东正教在北京设堂是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在雅克萨城自卫反击战中俘虏了沙俄入侵者，因押来北京的59人中有一名司祭，康熙皇帝将他们驻地东直门内胡家园胡同的一座关帝庙拨作临时祈祷所，这即为北京人所称的“罗刹庙”或俄罗斯“北馆”。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后，沙俄教区将其命名为“圣尼古拉”教堂（又称“圣索菲亚”教堂，后改为“圣母安息”教堂），是为北京第一座东正教堂。
二、18世纪：发展期——中国传统样式转“洋风”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法国耶稣会士张诚、洪若、刘应奏请在皇城西安门内所建小堂基础上另赏隙地建盖大堂。康熙四十二年（1903年）“救世堂”——北堂的前身，在中海西畔蚕池口落成。
南堂在救世堂落成之时（1703年）开始重修，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完成，历时10年。“徐日升与闵明我予以改造，成为欧洲区”。这标志着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开始从中国传统样式向折衷主义“洋风”转化。
由于天主教在西方历史进程中代表了反对宗教改革的力量，利玛窦等所代表的远不是已蔚为主流的西方近代文化，他们东传的“西学”处处以不违背天主教教义为前提，不过是经基督教义陶治过的西洋学术，因而，自龙华民之后，对中国教徒祀孔祭祖的传统都不能容忍，导致了天主教在华陷入困境。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康熙皇帝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1775年耶稣会在罗马教皇取缔令下解散。自沙勿略1552年来华，在中国传教200年的天主教耶稣会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是，由于这时天主教以“西学”为传教工具，并帮助封建统治者铸造战炮；而明末和清初的统治者又需要火炮和历法，也还想借各种宗教维护其统治。所以，取缔天主教时紧时松，并不坚决。北京教堂建筑在18世纪仍进入发展期，并以从中国传统样式向折衷主义“洋风”转化为特征。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京师地震，南堂、东堂均被毁。
“康熙六十年（1721年），费隐以葡王斐迪南三世之款第二次重建南堂，利博明修士（Fr. F. Maggi）为建筑师，……此堂系当时欧洲盛行之巴罗克（Barogue）式。全部地基作十字形，长八十尺，宽四十五尺。教堂内部，赖立柱行列，分教堂顶格为三部，各部作穹窿形，若三艘下覆之船身。”
利博明同时为东堂重建进行了设计。
雍正元年（1723年）意大利人德理格（Teodoricus Pedrini，1670-1746）神父于京都西直门内大街南建西堂。
雍正八年（1730年）京师地震，南、北二天主堂亦被损伤。南堂第三次重建，“堂之为屋圆而穹，如城门洞，而明爽异常。”乾隆四十年（1775年），南堂堂内火发，建筑尽毁，又进行第四次重建。重建后的新南堂“堂制狭以深实，正面向外，而宛若侧面；其顶如中国卷棚式，而覆以瓦；正面止启一门，窗则设于东西两壁之巅。……左右两砖楼夹堂而立，左贮天琴，……右圣母堂。”“其式准西洋为之。……其堂高数仞，凡三层，层层开窗，嵌以明瓦，渐高渐敛如覆舟形，圆而椭。”可知时南堂网络仍为巴洛克式。
至1785年，北京有四天主堂。“一即北堂，在皇城内，与西安门相近，……二即南堂，在宣武门内，即利玛窦所居之处。后耶稣会士不属法国者，皆居其内。两经火灾，旋即重修如故；三即东堂，乃葡国之耶稣会士所居。此堂虽系西式，而甚卑矮，与北堂无异长仅七丈；四即西堂，乃遣使会士德理格所置，后献与传信德部，以居此部所差之司铎。”
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俄国政府正式委派组成历史上第一个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驻在东江米巷（东交民巷）中由会同馆之“高丽馆”改设的俄罗斯“南馆”。1727年（雍正五年）开始，这里成为专用的俄罗斯馆，“中国办理俄事大臣等帮助于俄馆盖庙。”1732年，北京传教士团在“南馆”建立了新的永久性教堂——“圣玛利亚”教堂（或称“奉献节”教堂）。
三、19世纪：延续期——“洋风”
随着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新教徒的传教活动大部分来自英国和美国，部分原因是由于新教徒高度集中在这两个国家。同样地，也由于工业革命给讲英语的世界带来了空前的财富和人们旺盛的活力。”1807年（清嘉庆十二年），英国伦敦会派遣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来华。1830年（清道光十年），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oman，1801-1861）受美国公理会委任抵广州。此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相继进入中国南方口岸城市，卷入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旋涡，并开始扮演各自不同的社会角色。
基督教传教士第四次大规模进入中国，是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分不开的。“1858年和1860年的中法条约使所有基督教徒在华传教的地拉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新条约为1860年以后传教运动的空前大发展提供了合法前提”。这造成了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在19世纪继续得以发展，进入延续期。此期间的基督教教堂建筑，以折衷主义“洋风”为特征。
1860年之前，北京基督教教堂建筑屡遭厄运：
嘉庆十二年（1807年）教会遭到…… 职称论文发表网http://www.issn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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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廖泉冰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