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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的中山国是太行山东平原上的“千乘之国”,其手工业在规模和技术上都已达到同时期各大诸侯国的水平,而且其产品开始涌入市场,出现了为满足市场需求而进行的批量生产,这就必然促进商业的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产品的销售,通常依赖于城镇的贸易。城市是商业的重要据点。因此本文打算对战国时期中山国城市商业的发展做一管窥。
一、灵寿城
战国时期中山国的都城——灵寿城,是中山国城市发展规模最大的,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从地理位置的选择看,灵寿故城坐落在北高南低的滹沱河北岸的台地上,北倚东陵山,南临滹沱河,其地理形势险要,西、北、南三面十余里均为太行山群山环抱,其东为华北大平原,城外东、西两侧为高坡,并有源自陵山的两条河沟由北向南,从东、西两侧蜿蜒曲折地流入滹沱河。灵寿城被作为都城,显然是出于政治军事上的考虑。从经济角度来看,灵寿城也不愧为都城首选之地。灵寿城周围是适宜农业生产的平原,依山傍水,地下资源丰富,水质优良,物产丰富,可以为都城提供必需的生活资料。
从城市规模和布局看,灵寿城是依自然地形所建,平面为不规则的椭圆形,东西宽约4公里,南北最长处约4.5公里。城址分布分成东城和西城两部分。东城东北部为宫殿区,南部为成组的大型建筑区,西部为大面积的官手工业作坊区,面积约60万平方米。西城北部为王陵区,南部为居民区。灵寿城布局合理,安排得当,充分反映了中山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城市人口来看,中山国“地薄人众”说明中山国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相对过剩,这些过剩人口很大一批便流入城镇,成为依赖技术、手艺而生活的“作巧奸冶”之人。中山国手工业内部分工细密,也是以具有一定数目的劳动者为前提的。在城市中这批人占有一定数量,他们需要通过交换自己的手工产品来维持生活,对市场依赖很大。城市中的封建统治者虽然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却是消费的主体,因为他们奢华生活需要不少物品以满足其要求,这些物品当然是可以从官手工业中获得,但是相当多的物品只能从市场上获得,商业首先就是为这些人服务的。
从城市商业发展状况看,在考古发掘中,紧连各手工业区的地方有一大片建筑区,经初步小面积发掘,发现了密集的房基,出土了大量的未经使用的陶豆、陶碗、铁铲等生活用器和生产工具,还有不少成捆的刀币,据此初步确定,这片遗址是当年城内的商业活动中心的“市”。除了这种直观的材料,我们还可以从文献的零星记载中找到一些从不同角度反映中山国城市商业发展状况的材料。如《史记•货殖列传》载:“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娼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中山人“仰机利而食”,指中山人在买卖商品上的投机行为,说明他们很会做生意,从侧面反映中山商业的情况。此段描述展现了中山国灵寿城一派都市繁华景象:丰富的精美物品,精彩的优伶表演,娼妓众多,行唱于王宫街市。此外,这段话所反映出的中山人为追求利益而不择手段,也同样说明在城市中商品经济观念已深入人心。
二、一般城邑
除灵寿都城外,中山国境内还分布着许多中小城邑。《韩非子•难二》载“李兑治中山,苦陉令上计而入多”。魏统治中山时,中山境内已设县,战国时应仍实行郡县制,每一个县治所在地即为一个小型城邑,控居一方。这些城邑是一定区域内的政治中心,同时由于统治者通过行政手段来保证其发展,又使之成为经济中心。
中山国中小城邑北部主要有华阳、曲逆、左人、中人、曲阳、顾等,中部主要有蒲吾、桑中、井陉、石邑、肥累、东垣、九门、苦陉、正定等,南部主要有元氏、封龙、房子、柏人、扶柳、鄗、高邑等。城邑分布中部平原地区较密集,西部丘陵地带较少。下面我们从文献和考古资料看一下石邑和东垣这两座城邑。
石邑 《括地志》云:“石邑故城在恒州鹿泉县南三十五里,六国时旧邑。”《元和郡县图志》:今镇州石邑县,本战国中山邑也,汉因置县。《史记•赵世家》载赵武灵王二十一年,攻中山,取石邑。根据考古资料,在今鹿泉市南故邑村西北发现的石邑故城遗址,是创建于春秋,延续至隋朝的一座千年古城,城内发现了许多战国时代文物,证明此城早在战国、秦汉时已具相当规模。三孔布币文中有“妬邑”二字,著名古文字学家张颌认为,三孔布上的“妬邑”,即指战国名城石邑。
东垣 东垣位于石家庄市东北,东、西古城村一带,滹沱河南岸。自战国至唐代的千余年里,曾作为郡、国、州、县的治所,几乎一直是石家庄一带的中心城市。《通典载》“真定,汉中山国之东垣邑”。《史记•赵世家》载赵武灵王二十一年,攻中山,取东垣。考古发现真定故城遗址南北长近5公里,东西宽3公里,面积近15平方公里,是石家庄境内现存古城遗址中面积较大的一处,仅次于中山灵寿都城遗址。城址附近,还陆续发现过战国货币窖藏。
城市的繁荣反映了在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有了某些发展,但这个发展是十分有限的。
商业发展的局限性首先表现在农村市场的狭窄上面。战国时在广大农村依然是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农民的生活生产资料基本上可以自给,仰仗市场供给的物品不多,商业也就没有太大的发展余地。由于受国家之横征暴敛,农民实际能够用于市场交换的东西非常有限,这决定了他们在乡村生活市场要得到的,主要就是盐铁。在石家庄市庄村出土的生产工具中铁器虽然占到65%,但并未完全代替石器、蚌器,说明那些连必备的生产工具都无力购买的劳动者不得不继续采用这些简陋工具进行生产。
其次,政治军事对商业发展的影响。虽然关于中山国对商业的政策在史籍中没有反映,但我们从其“专行仁义,好儒学”,可知中山国统治者是不会采取鼓励工商的政策的。中山与燕、赵、齐相临,燕之蓟、赵之邯郸、齐之临淄都是繁荣的商业都会,但中山与它们之间的正常经济往来往往也会受到两国政治关系或战争的影响。如中山与齐关系僵化时,齐“闭关不通中山之使”,使得商贸关系随着政治军事关系时断时续。此外,战国时各国之间战争频繁且往往表现为“争城夺地”,一些位于与敌国交界处的城邑,一旦发生战争,便首当其冲地成为攻略目标,许多城邑数次易手,这必然会严重阻碍这些城邑的经济发展。
还有就是城市中的不正常消费对商业发展的限制。城市中的贵族、官僚、地主等是消费的主体,但是他们所需的大宗消费品并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的实物支付,这些奢侈品的获得是以贵族对农民的剥削为前提的,因此,这不仅会削弱城市的经济活力,同时也会影响乡村市场的发展。
总之,通过对战国时期中山国国都灵寿城和一些中小城邑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农村市场的狭窄、政治军事因素的影响以及城市中不正常消费的限制,使得这个发展十分有限。因此,对其发展程度的估计也不可过高 职称论文发表网http://www.issn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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