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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不同,它承认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市场失灵,承认失业和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这一点使它显得更为进步和更为接近现实。但是,同样承认经济危机或萧条存在,同样研究经济波动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存在根本的区别。对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之后,可以发现它是肤浅、拘泥于表象的。
首先他们依据的方法论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危机和周期的分析是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根据生产力水平和人们在进行生产时的组织起来的基本方式这些经济因素决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人们的意识形态这样的基本规律来展开研究的。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也是将资本主义制度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把它作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进行的。而新凯恩斯主义的方法论是截然不同的,它的分析基础是西方经济学中通用的经验主义的人性论,也就是经济活动主体的利己主义动机和理性化行为;它所秉承的分析思路是凯恩斯主义的心理分析方法,即从对经济主体心理特征的假定出发,分析其经济行为;在历史观上,新凯恩斯主义和其他多数西方经济学流派一样,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一个自动存在而又永续存在的制度,并以此作为经济分析的环境。其次,二者进行经济分析的立场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是公开表明自己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虽然没有像凯恩斯那样公开宣称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但其分析的字里行间无不显示他们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这两点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的根本区别,他们在具体分析方法和内容上的区别,都可以由此找到根源。以下具体指出两种经济周期理论的不同之处。
首先,新凯恩斯主义的初衷是弥补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分析与微观假设不一致的缺陷,那么很明显,新凯恩斯主义自己的宏观分析是严格地遵循西方经济学微观基础的基本架设,也就是经济人假设的,概略地说,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理性化行为都包括在这个假设中。马克思主义反对这种永恒不变的人性范畴,而是认为必须在一定社会制度下研究人,因为人既是自然的存在,又是社会的存在,人性也就由生物性和社会性二者来决定,其中社会性是人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属性,它是决定人之所以是人的最根本的东西。因此,“社会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研究并不排除个人利益和动机的分析,只不过是把个人动机和行为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背景下来考察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流通领域的危机其实是生产领域当中矛盾的表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分析经济周期的顺序安排是在对价值理论中分析了由于买卖分离和货币的使用带来的危机的可能性;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之间产生矛盾的必然性;在资本积累理论中分析了人口过剩和资本过剩的并存和统一;在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理论中分析了固定资本的更新是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比例失调的必然性;在剩余价值向利润转化和利润率的平均化理论中分析了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和生产过剩的必然性。可见,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分析严格地遵循了从抽象到具体、从发生经济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及其后果的逐步深化的过程,既符合理论分析的逻辑顺序,也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是着重于生产领域的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积累已到一定的程度,反映在流通领域当中严重的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时,危机已是势不可免。
而在对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分析并不或很少涉及生产领域,研究基本都是在流通领域中兜圈子。无论是在分析价格粘性、工资粘性时,还是分析经济周期时,新凯恩斯主义的绝大多数模型都把总需求的变动作为分析的起点,至于总需求的变动是如何产生的,则置之不论。可以推想,关于总需求的变动,新凯恩斯主义有两种可能的观点:一是假定总需求变动是外生的,这一观点被许多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所信奉;二是继承凯恩斯在这方面的论述,认为总需求变动是由三个心理规律的作用产生的,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和流动偏好规律。
如果假定总需求是外生的,那对于经济周期的研究来说,就是放弃了对最核心的东西的探讨,因为经济周期指的就是需求和供应、消费和生产的矛盾产生的波动,经济危机就是需求锐减、产品没有销路、迫使企业不得不裁员、减产的现象。假定总需求是外生的来展开研究,简直就是假定波动来研究波动、假定危机来研究危机。即使将总需求的波动归之于货币政策的变动也于事无补,这样颠倒了货币变动和需求变动的关系,当前各国的货币政策基本是逆经济风向而动,是用来抵消需求波动的,虽然不排除会对需求产生影响,但还是应当分清先后、主次,还是必须找到总需求会产生波动的根本原因,而这种根本原因必须在生产领域寻找。
接受凯恩斯的分析结论,将总需求波动视为心理规律作用的结果,是对新凯恩斯主义以总需求波动为分析起点的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从逻辑上也是说得通的,毕竟新凯恩斯主义是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为凯恩斯的宏观结论寻找微观基础的。而凯恩斯将危机归于心理因素,却是颠倒了决定因素与派生因素的关系。而且,也无法解释,心理规律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但前资本主义社会却没有发生经济危机,没有明显的经济周期波动的现象。事实上,将总需求变动归于一个不可知、不可解的因素,和将总需求波动外生化一样,是回避从生产领域寻找原因,因为这样势必会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点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天机。
再次,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工资的粘性变动是经济周期波动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他们用不同的模型来说明在总需求缩小时,由于种种原因,名义工资或实际工资不能下降到足够低的水平,厂商只好调整产量,解雇工人,从而产生了经济萧条和失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失业人数增加,工资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厂商利润有所上升,产量增加,经济逐渐走向复苏。
对这一说法,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不同意的。虽然马克思也认为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工资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比如在驳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降低工资就可以避免危机的谬论时,马克思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但是,马克思认为,工资的普遍提高发生在繁荣阶段,而非总需求缩小之后的危机初始阶段。最重要的是,工资的提高绝非危机的原因,而是在经济高涨阶段,由于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产业后备军队伍相对缩小,这意味着压低工资的一个主要力量削弱了,工资会有一定程度的上涨。但这种上涨仅是相对于危机时期较低工资水平来说的,工资依然不能超过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额,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依然存在,事实上,由于繁荣时期生产的非理性扩大,生产过剩更为严重了,危机正因为这种情况而必然爆发。新凯恩斯理论将工资粘性说成是危机的原因,将危机的受害者说成是危机的责任者,从根本上是倒果为因的说法。依据这一理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是降低工人工资有助于避免危机,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必然使得工人的平均工资降低到劳动力价值之下,因为,工资这种繁荣时期适度上升是抵消危机时期工资下降、保证工资基本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重要因素,“如果工人在资本家获得特别高的利润的繁荣阶段不争取提高工资,那末他在整个工业周期内,平均说来甚至会得不到自己的平均工资或自己劳动的价值。工人的工资在周期中的不顺利阶段是必然要下降的,……”这种做法在短期来说,可能会提高资本家的利润,增加资本积累。但就长期来说,却无异于饮鸩止渴,必然会加重资本主义矛盾,促使危机更频繁、更剧烈地爆发。
另外,新凯恩斯主义认为价格粘性也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对于价格粘性这种市场失灵现象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解释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很大差别。第一,新凯恩斯主义的价格模型都是根据效用论建立的,这与其微观基础的经济人假设相一致。但是,效用作为一个心里范畴,既无法度量,又无法比较和加总,根据效用最大化的条件来求最优价格的方法是不合理的。马克思主义的价格和价值理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是立论科学、逻辑严密的理论演绎;第二,新凯恩斯主义的许多模型是模拟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得出结论认为市场结构对价格有比较重要的影响,不完全竞争市场较之完全竞争市场产量较低、价格较高。因为生活时代的限制,马克思对于垄断没有展开分析,但在马克思留下的关于垄断的片言只语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垄断资本家是有力量改变价格的。但是,两种理论间是有巨大差别的。新凯恩斯主义所说得不完全竞争带来的市场力量是由产品的差异性造成的;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垄断指的是资本大量积累产生的市场份额扩大、对原料供应和销售渠道控制力的增强。第三,实际价格粘性理论认为消费者的行为和心理因素推动了价格上涨,例如“优质高价论”和“搜索成本论”就把价格上扬归咎于消费者。其实,消费者是垄断价格的接收者,是受害者,而非推动者。新凯恩斯主义的这一解释可以说是因果颠倒的。
最后,新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能够起到缓和、甚至避免经济危机的作用。相对于价格粘性来说,政府可以通过诱导厂商实行同步调整价格等政策,使价格较有弹性,已纠正市场失灵;对于工资粘性,政府可以通过干预劳动合同的签订、照顾长期失业者的利益等手段,增加工资弹性,减少失业。
马克思主义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痼疾,资本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避免危机的措施指挥带来更严重的危机。“每一个对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因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 职称论文发表网http://www.issn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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