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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收集了二十世纪不同阶段海内外鲁迅研究的精华,全面展现一代文化思想巨人风貌,深刻揭示鲁迅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其中专著四部:钱理群《心灵的探寻》、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汪晖《反抗绝望》、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论文集两部;《围剿集》与《红色光环下的鲁迅》,令人感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对鲁迅迥异的解读。另有许寿裳、许广平、周作人、冯雪峰、胡风等回忆文章多篇。
作者简介
汪晖,1959年10月生,江苏扬州人。曾就学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8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1991)、《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死火重温》(2000)、《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4)等。
张松建:评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
时间: 2004-12-08 11:34:3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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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试图重新塑造鲁迅形象的著作。作者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在鲁迅小说世界的复杂的精神特征与鲁迅内心世界之间找到关联的纽带”[1]。所以,这本书提供的是对于鲁迅的思想与文学世界的深入的描述与分析。显而易见,汪晖所使用的研究视角、理论模式具有深刻的原创性,他所塑造的鲁迅形象与中国大陆学术界流行了数十年的鲁迅观截然不同,因此在国际汉学领域引发持久而热烈的争议也就在所难免了[2]。
一、传统鲁迅研究的误区
《反抗绝望》一书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它超越了中国大陆鲁学界相沿成习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和决定论的解释框架,避免从政治意识形态的先定前提出发,而是尽量贴近研究对象关于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思考,试图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重建当时的Context,努力发掘出鲁迅精神结构的矛盾性、复杂性和悖论性特征,以此呈现鲁迅小说在叙事结构、叙事原则等方面的文化心理内容。何谓“本质主义”?简单地说,本质主义认为一种事物、现象有着一个单一的、固定的、不变的本质或者核心,从而忽略了事物和现象本质的历史性、时间性特点。而解构本质主义不是说取消掉一个事物的本质,而是要求我们认识到事物的复杂性、差异性和多样性,否认一个事物只有单面的、静态、不变的本质;尽量把抽象的概论落实到具体的语境里面,以避免简单化和概括化的倾向;尽量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事物,认识一个事物或现象的时间性与历史性,以及它在历史进程中发生的种种变化。至于决定论,则倾向于对于现象、事物进行“本质性的”、“规律性的”、“必然性的”界定,漠视偶然性和可能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不可避免地具有目的论特征和宿命论色彩。本质主义和决定论实乃一体之两面:二者相互联系、彼此支持,具有极为密切的逻辑关系,可谓殊途而同归。在西方学术界,本质主义和决定论的思维方式遭到卡尔·波普尔、维特根斯坦、罗蒂等人的彻底清算[3],已经风光不再;但对中国传统的鲁迅研究而言,它们却是描述和解释鲁迅思想与文学的不二法门。
学者们一般公认,有三本着作可以标志中国鲁迅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一,陈涌的《鲁迅论》(1984);二,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1985);三,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及〈呐喊〉、〈彷徨〉研究》(1991)。当然,这只是粗略的划分而并非精确的描述。因为在王着与汪着之间的过渡时期,就有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1988)这样观察敏锐的著作诞生;而在汪着之后,又有王晓明的颇有争议性的《鲁迅传》(1992)行世。为了说明汪晖著作的“范式”(paradigm)意义,有必要从鲁迅研究的学术史脉络出发,不但比较上述几本着作在研究方法上的分歧,更要揭示深层的思维模式之差异。
陈涌从先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前提出发,把鲁迅的生活道路和精神历程简化为“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线性发展过程,将鲁迅小说定位为“中国反封建政治革命的一面镜子”,试图印证中国的政治精英关于“农民问题”、“妇女解放问题”、“资产阶级革命问题”的经典论述,最终把鲁迅塑造成“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民族英雄”和“阶级斗士”的光辉形象。不言而喻,这种简单化和偶像化的努力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鲁迅本体不仅被抽空了原本就有的复杂内涵与深层矛盾,并且无法挽回地对普罗大众失去了亲切感和感召力。针对于此,王富仁博士率先提出“回到鲁迅那里去”的革命口号,试图把理解鲁迅的重心从社会政治领域转移到思想文化领域。他力图否定鲁迅研究的先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前提,从理性启蒙主义层面描述鲁迅小说和思想的意义,在宏观和微观方面进行了精彩而深入的分析,他的理论勇气和批判观点使这部著作至今具有无法替代的学术史意义。
必须承认,陈涌和王富仁的著作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对于鲁迅研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任何视而不见或故意抹杀的态度都是非理性的表现。但同样无法否认的是,无论是陈涌的“政治革命说”还是王富仁的“思想革命说”,尽管在基本结论和研究方法上截然不同,但思维模式却如出一辙:二者都倾向于不加分析地使用一些普泛性的政治概念——例如,“革命民主主义”、“封建主义”——,视之为内涵和外延绝对清晰的不证自明的“公理”;而没有认识到:这些概念的产生有其特定的西方历史-文化语境,除非加以中国化的改造才能真正适用于描述中国的思想人物。除此而外,陈涌和王富仁对于“本质”、“规律”和“必然性”有一种过分的偏好。这种本质主义和决定论的思维模式要么全然无视鲁迅关于国民性的批判思想、以及他与现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内在关联,视之为与“本质”无关的东西而不予置评;要么虽然给予了一定的篇幅进行浮光略影的论述,但却曲意解释为鲁迅在特定时期的“思想局限”和“历史性的误解”。与之相比较,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前进了一大步:他不从外在的历史情景变迁去解释鲁迅思想的来龙去脉,而是尽力贴近鲁迅的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将他的文本中反复呈现的独特“意象”——例如,“希望”与“绝望”、“生“与”死”、“天上”与“深渊”、“黄金世界”与“现世”、“战士”与“无物之阵”等等——提炼出来,认真检讨它们所蕴涵的文化的、哲学的、审美的、伦理的含义。不过,钱理群似乎将文学批评的任务理解为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以至于个人的情感因素介入过多,“同情的了解”终于淹没了应有的理性审视与批判立场。此外,他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心灵的辩证法”命题情有独钟,所以他在展示了鲁迅思想中的对立、冲突因子之后,又把这些在人本意义上无法调和的因素纳入一种井然有序的辩证统一的过程中。正如一位学者所概括的那样:“钱理群不辞辛苦地一层层打开了一把思想的折扇,目的在于向人展示他最后那一记漂亮的收合”[4]而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则以个人的主观体验和精神内省为特色,这种独特的运思角度使本书显示出迷人的思想魅力。在他笔下,鲁迅头上所笼罩的神圣光环早已消褪干净,代之而来的是一个走投无路、处处碰壁、在肉体和精神方面都饱受折磨的人生失败者的形象;一个年事渐长、愤世日深、对个人和人类的前途都充满怀疑和不信任感、预言民族与文化必将衰亡的伟大先知;一个“二十世纪中国最苦难的灵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者有意在写作过程中介入强烈的主体性和当代性,以致于把一部“鲁迅传”写成了自己的“心灵史”。
二、重新塑造的鲁迅形象
一言以蔽之,传统的鲁迅研究所设定的论题限制了自身的视野,而理论的建构又缺乏原创性,所以,出现“鲁学”研究表面上热闹非凡、而实际上并无实质性进展的局面也就不难理解了。汪晖对此进行了自觉的理论反省,在《反抗绝望》一书的研究模式上寻求突破。他积极走出本质主义和决定论的解释框架,努力把历史理解为一个不断变化的、充满可能性的领域,将鲁迅研究的重心从客体方面转移到主体方面。汪晖的研究视点是鲁迅的“精神结构”及其文学形态,而他的基本结论是: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世界是由许多自相矛盾、彼此冲突的观点、情感和思维方式构成;这些矛盾的、复杂的、非统一的方面在不同时期虽互有消长,但同时共存和发展,形成了一种悖论式的张力结构,导致鲁迅的内心焦虑和灵魂分裂;更为重要的是,鲁迅的内在矛盾并不仅仅存在于情感与理智、历史与价值之间,而且存在于情感和理智领域的内部。因此,那种试图把鲁迅思想纳入到一种和谐有序的辩证统一过程的做法,或者,那种用东西方文化冲突或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来解释鲁迅的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简化了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从这样独特的理论设计出发,汪晖深入揭示传统的鲁迅研究所忽视或漠视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诸如:反现代的个人如何被置入现代的历史?创建民族国家的历史愿望为什么表现为民族自我批判的现代工程?反传统的个人与传统的关系到底如何?轮回的心理经验为何瓦解了进化的时间观念?鲁迅为什么在寻求变革、倡导科学、主张人道主义、支持共和革命和民族主义的同时,却对法国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原则深表怀疑?为什么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人物却热衷于尼采式的超人、叔本华式的生命意志、拜伦式的英雄、施蒂纳式的唯一者?为什么他的以“为人生”和“改造国民性”为宗旨的文学创作,却充满了“安特莱夫式的阴冷” 和对于现实世界的诀绝?这些问题反映了鲁迅文化心理结构的矛盾性、复杂性和悖论性特征,而传统的鲁迅研究无法对此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从这些问题意识出发,汪晖着重考察了“单元思想”在鲁迅精神结构中的发展历程,并且发现了一些阶段性特征:例如,1903-1924年间的“个人、自我及其对启蒙主义…… 职称论文发表网http://www.issn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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