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枬森:哲学之路即人生之路 |
作者 :中国教育报 王蓓 | | 更新时间:2012-10-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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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之路的前奏
黄枬森与哲学结缘的命运,在少年时便现端倪。
自明代起便享有“才子之乡”美誉的四川省富顺县,是黄枬森的故乡。1921年,黄枬森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黄文杰是清末最后一批秀才之一,书画文章颇有名气,以任教私塾为主业,兼做小吏,还是镇上的一位儒医。
在父亲的安排下,黄枬森五六岁便开始读私塾,一读便是五六年。其间,在老师及父亲的指导下,饱览群书。到了10岁,他的文学修养已经颇深,曾以亲身经历写了一首五言古诗,描写几百只船出行的壮观景象以及沿途风光,令其父大加赞赏,认为如果在前朝,能作出此等水平的诗文,已经可以考上秀才了。
1936年春,黄枬森读了两年高小后,父亲被邀请到大山铺乡当私塾老师。黄枬森也随父亲一起去了。在这个特别的私塾里,学生的年龄和水平都比较高,先生教学生读古文,做文章。虽然黄枬森在这里只读了一年半,但这段经历对他影响很大,他开始用哲学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虽然黄枬森自认那时不知哲学为何物,但这种训练培养了他对哲学的兴趣。
这种兴趣在他的高中时代变得更为浓烈。
哲学就是要探索宇宙的奥秘。宇宙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规律如何?这就是世界观。哲学还要探索人生的奥秘。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如何生活才算有意义?这就是人生观。高中时代的黄枬森便开始思考这些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且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搞清楚这些问题。慢慢地,哲学成了他的研究志向。
高中时代,黄枬森还研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潘梓年的《逻辑学与逻辑术》,以及一些苏联哲学家的著作,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一定的兴趣。黄枬森从艾思奇、潘梓年等先生的著述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哲学与自然科学虽分属文、理两个天地,但二者关系其实非常密切,不懂自然科学就不可能真正懂得哲学。研究“新哲学”不能没有物理学的基础。
黄枬森的兴趣正是在“新哲学”方面,在他看来,哲学可以自修,但作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特别是有基础地位的物理学,靠自己啃书本就不行了。因此,高中时期的黄枬森对物理学非常重视,他用勤奋、刻苦克服了动手能力不足的缺点,加之读小学时打下了一定的理科基础,他取得了所就读的蜀光中学的物理竞赛第一名。1942年,黄枬森考取了有亚洲第一美誉的西南联大物理系。
进入大学后,黄枬森很努力,但成绩中等。他不喜欢实验和繁琐的数据。他意识到自己的强项不在实践而在理论研究。他想,学习物理本不是他的终极目标,是想为将来学习哲学打下自然科学基础,不如干脆及早改学哲学。大学二年级,他便转到哲学系学习。
虽然没能按照原先的设计先读完物理学再转读哲学,但在物理系这一年,可以说是黄枬森通往哲学之路的前奏。他学到了“手脑并用”、“系统思维”、“全局把握”等理科研究技巧。他曾回顾说:“我在物理系学习了一年……从实验中得到了科学的锻炼。我经常在反思,我至今坚持不渝地走哲学科学化的道路,恐怕同我受过一年的物理学训练有一定关系。”
从那时起,黄枬森的哲学梦想正式扬帆启航了。
投身马克思主义哲学
1942年,黄枬森已经对学习哲学形成了一些初步想法:不搞中国传统哲学,而是走一条从物理学到哲学之路,即走一条哲学的科学之路,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转到哲学系后,他对西方哲学很感兴趣。因此,他在外文上下了不少功夫:英语,不用字典就可以阅读专业类书籍;德语,借助字典可以看书;法语,已经入门。解放后,他还学了俄语。
黄枬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则相对曲折。在西南联大哲学课程中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没有一个老师讲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更没有老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抗战胜利后,他选择了北大。北大的情况有些不同,如果有老师在课堂上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就去听课,比如许德珩的《社会学概论》。课下,他就通过参加读书会和自学来学习马克思主义。
那段时期,黄枬森的思想完成了一次质变。“尽管我在进入联大之前,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已略有所知,对国民党的腐败反动也有所认识,但基本上还是一个中间群众。联大民主精神的熏陶使我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抗战胜利之后发生的“一二一事件”,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遭暗杀事件,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暴行等更是让他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大大影响了他的政治倾向。他在《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一文中写到:“我虽然没亲历过抗日战争前北大民主运动的洗礼,就是解放前这短短的六七年,北大的民主思潮也犹如一股炽热的铁流烘烤着我,最后使我熔化进去。”
1946年的整个暑假里,黄枬森在家乡和一批热血青年合办了一张犀利的石印小报,抨击当地弊政,一个多月后,因受到各方压力停刊。他作为主笔加主编,遭到当局驱逐。当他来到北京大学时,学校的民主运动已经红红火火开展起来了。黄枬森立即投入这全新的生活。他参加了多次学生反内战要民主的活动,还参加了北大地下党外围组织“腊月读书会”,在暗地里相互传阅进步书籍。在读书会里,他再度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1948年,黄枬森加入地下党,本来打算去解放区,但组织认为,解放在即,他更应该在北平准备迎接胜利。为了获得合法身份,黄枬森考上北大哲学系的研究生。解放后,他的专业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1947年到1957年的10年时间里,黄枬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初步成果。
解放初期,我国急需人才开展马克思主义系统教育,就从苏联聘请了几百位专家,进入一些高校,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和研究。黄枬森于1951年秋由学校保送到人大马克思主义研究生班学习,学习持续了一年半,这让他收获很大。
1953年春,他中断了在人大的进修,被召回北大为正在北大讲学的苏联哲学专家当助手,协助他们培养研究生。当时,北大还请了一些北京的哲学家来北大办讲座,如艾思奇、胡绳等,他也当过他们的临时助手。正是从那时起,黄枬森逐渐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为终身事业。
那几年里,黄枬森还参加了大量的社会活动,参加过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会议,并开始发表文章。从1954年到1958年,他曾在《光明日报〈哲学副刊〉》当编辑,先后协助金岳霖和郑昕两位主编抓全面工作。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哲学刊物,对于哲学思想的传播和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苦难显才华
1958年至1978年,是黄枬森人生中最曲折的20年。他先是在反右斗争中受到错误打击,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后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
因为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黄枬森于1958年8月被定性为“犯了严重右倾错误”,给予“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1959年春,他又被加重处分、开除党籍。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1966年,“文革”开始。北大哲学系被卷入政治动荡的漩涡中。黄枬森被定为“漏网右派”。1968年,他被恢复了普通革命群众的身份,但直到1978年才恢复党籍。
在这动荡的20年里,黄枬森带着心痛在反思,反思北大、反思中国、反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但是,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从未动摇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性格中的乐观精神使他尽管在如此逆境之中,仍然能够笑对人生、勤奋治学。
1959年,一批被视为“不宜授课”的教师被安排到哲学系资料编译室工作,黄枬森被“清除”出党后担任该室负责人。其间,他开始了对列宁《哲学笔记》的系统梳理和研究。
《哲学笔记》不是一本普通著作,是由列宁的许多笔记编纂而成的。其大部分内容是摘录过去哲学家的言论,列宁在这些摘录的旁边作了批注,多数是三言两语,但包含很多重要且精彩的思想,可这些思想都没有展开,更没有加以系统化。因此,要读懂列宁的《哲学笔记》是比较困难的。上世纪50年代,这本书就已经翻译出全译本,但是没有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辅助读物。
中国人有“注释”的传统。那时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想法:如果想把《哲学笔记》读懂,就得先把列宁的摘录读懂,但是前人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1960年左右,这项注释工作被黄枬森组织并开展起来。有几个搞西方哲学的老师也在编译室,外语能力较强,于是他们利用图书馆的丰富资源,把相关的书一本本找出来。这样,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到上世纪60年代初,这项工作完成了,共50多万字,分为2册,上册曾在内部铅印交流。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才公开出版。
注释工作进行得相当扎实,对于哲学专业的学生和哲学工作者读懂并进一步研究列宁的《哲学笔记》,起了很好的作用。黄枬森也成为了研究《哲学笔记》的专家。
1962年,哲学系要开《哲学笔记》课程,教师们都不愿意接受这项任务。有人提议由黄枬森来讲,哲学系竟破例同意了。这门课程是给北大哲学系五年级学生讲的,可见其难度。黄枬森连教了3年。《哲学笔记注释》的编写和后来的3年教书经历,对他日后的发展很有作用。列宁的哲学思想研究,也成为北大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的重要特色。
1972年,邓小平复出后,政治氛围发生了变化。周恩来总理认为,学校是对学生进行基本训练的场所,不能把应用与系统学习对立起来,不能需要什么学什么,主张恢复系统学习。趁此良机,黄枬森向哲学系的军工宣队建议集体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准备在哲学系开设这门课程。该提议得到了批准。黄枬森和几位教师集中到一起开始编写,一年多便写成了初稿(只写到斯大林)。由于有这些准备,北大在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开出了马哲史课程,成为我国最早开设马哲史课程的高校之一。
1978年,北大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黄枬森的处分被取消了,党籍得以恢复,党龄也恢复了,并担任了马哲史教研室的主任。正是他在这曲折20年中的勤奋与坚持,为他日后事业的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
致力于哲学科学化
如果说从在哲学系开始读书到1978年是黄枬森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工作的第一个阶段,那么另一个阶段当数改革开放后的这30年。1978年,全国展开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后,大环境宽松了。在这30年里,他真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对马列的哲学思想有所发挥,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
按照哲学科学化的道路和“哲学是科学”的中心思想,他将自己的研究工作逐步细化,落到实处。他曾把自己一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工作综合起来,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人学和文化学。…… 职称论文发表网http://www.issn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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