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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跨国公司的发展是垄断资本高度发达的直接产物,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爆发,世界资本迅速扩张,跨国公司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对于跨国公司的研究也一直是理论界的重点,但是要理解一个企业缘何进行海外经营则是重中之重,因为海外投资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跨国企业以及跨国企业行为的性质。所以对跨国企业动因理论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关键词:企业国际化;内部动因;外部动因
纵观当今世界经济形势,世界经济一体化已然成为最重要的一个环境基础,而承载着这种趋势的正是活跃于不同国家之间的跨国公司。可以说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大型公司没有一个不是在国际化的平台上进行跨国运作的,而他们的竞争优势以及态势的来源也越来越依赖于海外市场上的一系列运作。
跨国企业动因理论是进行跨国企业研究的基石,有必要对跨国企业动因理论进行梳理,尤其是最近几年进行的一些前沿探索,这不仅可以让人们对于跨国企业动因理论的研究有整体上的印象和了解,而且可以让人们掌握跨国企业动因理论研究的趋势和方向,以便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立足和借鉴前人的优秀成果。
1 企业国际化内部动因
从内部化理论开始,理论界在解释企业国际化动因时就开始下意识地将企业国际化同企业国际间的内部化等同起来,认为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经营成本要远远大于企业国际内部化的成本,这一点在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尽管他没有明确说明这就是企业国际化的动因。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企业网络的不断扩张和自主权的不断扩大,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于企业国际化的内部动因解释逐渐从母公司视角转移到子公司视角,进而不断关注企业网络结构所带来的竞争优势。
1.1 子公司优势论
从企业国际化的过程来看,在一个企业走出国门之前基本上都拥有了一个发达的国内子公司网络,而企业之所以要进行国际化(这里理解为国际间的内部化)可以被认为是利用国际子公司的内部化优势。Birkinshaw & Morrison以及Birkinshaw & N. Hood & S. Jonsson首先从子公司作用的角度出发系统阐述了跨国公司独特优势的建立。他们率先从子公司的内部活动着手来分析子公司对于企业跨国经营的价值增值活动的影响。Birkinshaw & Morrison在分析了子公司的三种类型(世界使命型world mandate,专业贡献型specialized contributor,本土使命型local implementer)后发现,世界使命型子公司比本土使命型子公司拥有更高的战略自主权和价值链配置的国际化程度,同时内部产品流动却更低,而且世界使命型的子公司的投资回收率和利润率都非常高,这就显示了国际化程度高的子公司的独特优势。
Chin-Chun Hsu et al.,Wilbur Chung et al.,Arto Ojala,Isabel lvarez et al.也谈到了跨国公司中子公司特定优势的发展及其在跨国公司内的传播,并且他们重点考虑了跨国公司因子公司形成的网络组织结构对这种特定优势传播的影响。
1.2 国际创业理论
跨国公司的国际化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说还可以被看做是跨国公司内部子公司层面的一种创业行为。而且这种创业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跟子公司的主动性有关,所谓主动性是指企业中一种分散的具有前瞻性的对公司资源的创造性使用和扩张,甚至是在此基础上的创新。既然跨国公司的国际化行为可以视作为子公司层面的创业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必然依赖于子公司的主动性,再联系主动性的定义,那么不难发现,跨国公司的国际化行为必然是受到了子公司管理者的推动作用。
Ted Baker et al.则将国际创业(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IE)中的机会识别过程归结于劳动者的分工,即国际化行为是受到了创业者的个人需要的驱使,这种从创业者角度的分析逻辑给小型企业的国际化提供一种新的思路。Marian V. Jones et al.也将国际化看做是创业过程,但是在动因的解释上他也认为是创业者个人的内部思想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所致,其中个人内因占主导作用,而外部支持环境则是有效的拉动因素。
目前的研究虽然将跨国公司国际化与国际创业有机联系在一起,但是在跨国动因的解释上并没能给出更多的解释,而是侧重于国际化的环境改变对于创业研究的影响以及传统创业模型的改善。总体说来,将跨国公司的国际化行为(其中包括海外分公司及其业务的拓展)看作是一种“创业”行为,给人们的思考和研究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值得日后的研究跟进。
2 企业国际化外部动因
在企业国际化的动因解释中,除去企业“内因”,还有决定和支持企业进行国际化的“外因”。要理解这一点并不难,即使企业具有进行海外经营和国际化的强烈冲动,如果企业的跨国界经营所面临的市场等外部环境并没有发生改变的话,企业也没有国际化的需要和必要了,当然这种设想是比较理论化的,企业国际化的内在冲动也必然是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于对外部环境的分析基础上,但是不能否认企业国际化必须有一点前提,那就是存在外部的国别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可以给企业带来机会和竞争优势。
2.1 外部距离论
Carr et al.,Markusen & Maskus Blonigen et al.等人很早就通过实证研究发现FDI应当在发展程度不同的经济实体之间发生,不过他们的研究对象并不全面,其主要结论是劳动力素质的差异在FDI绩效上发挥着更大的积极作用而不是消极作用,并且要素禀赋应当随着FDI的流向从丰富的高劳动技能的地区向丰富的低劳动技能的地区流动,这样才能够将比较优势凸显出来。此后Henrik Braconier,Pehr-johan Norback & Deiter Urban发现上面的研究结论在水平FDI中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在垂直FDI中似乎并不能很好的解释。所以他们假设垂直FDI是由于要素成本的驱使,引入工资成本这一概念来解释垂直FDI的流向问题。他们使用瑞银(UBS)统计的数据所做的实证结果发现低工资成本的地区往往更能吸引跨国公司的进入而不是低劳动技能的地区,虽然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有一定的重合。这也可以在很大程度认为是一国企业由于工资成本差异而获取的比较竞争优势来进行跨国经营,尤其是中国、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FDI投资流入量的快速增长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直到Lilach Nachum & Srilata Zaheer在研究为什么企业选择去海外经营的问题时,在科技条件使得跨国经营成为可能的前提下,他们通过对美国的FDI流入和流出的研究发现海外经营而产生的“距离”所导致的成本差异的投资动机,这里所说的“距离”被广泛解释为地理、文化、经济以及政策管理维度上的差异。Wilbur Chung & Stephen Yeaple也做了相类似的研究。他们总结了最近关于科技活动造成国别差异的动因研究认为,对于知识资源的寻求是出于降低下一轮研发费用的考虑,企业通过寻找其他市场相似的科技与自身的知识技术相结合来减低研发费用以追赶行业领导者以及增加自身科技的多样性来对抗竞争风险。
现在的研究越来越侧重于分析不同国家的知识差异对于企业国际化动因的分析,而关于市场、资源、出口、效率以及反应性动机的文章并不多见,尤其是关于反应性动机的企业国际化动因的文章更是凤毛麟角,这主要是与我们研究的主体对象相关的,目前大多数的跨国公司都属于科技含量比较高以及知识比较密集的企业,所以在分析这类企业的国际化的动因时不可避免的将国家间的知识差异提炼出来,而且在知识寻求的国际化动因中还受到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的调和作用,企业的国际化倾向于在文化距离或者说文化差异比较小的国家间进行,而且这样也有利于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或经营机构的控制乃至其经营绩效的提高。但是文化距离仅仅起到调和作用,并不能构成企业国际化的动因。
2.2 制度论
还有一种区别于以上国际化动因的外部动力,即是“制度距离”,所谓制度距离是指不同市场存在的政治经济的国别差异,尤其是政治差异(政府政策法规、腐败等),会给企业的国际化带来不低于经济环境差异的影响。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和适宜企业投资发展的政策环境会推动或者拉动资本的流向,即使是两个类似的国别市场,其制度差异也会造成这两个市场中企业间的相互投资,造成国际化,也有很多的研究关注过这类现象。
Dean Xu & Oded Shenkar就基于Kostova和Kostova & Zaheer的研究从制度距离这一角度来解释跨国企业行为。他们指出制度距离的构成至少与跨国企业运营的两个方面相联系,一是合法的在东道国建立机构。另一个是将母公司的战略方向和组织实践转移到海外子公司中。
制度之间的差距会造成国家间投资的流动,相对于企业个体来讲,就会相应的由于投资跟进而产生国际化。在存在制度距离的国家间,一般来说资本会流向制度更加完善规范的地区,因为一个规范的制度结构可以为社会行为提供稳定的支持和社会个体对自身的准确定位,研究结论也支持制度差距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反向的联系,也就是说两个国家之间的制度距离越大,其间的外国直接投资就越小,尤其是在制度更加规范完善的国家向制度发展程度差的国家之间会形成明显的资本流动障碍,跨国公司会在不完善的制度造成的不确定的经营环境面前显得犹豫不决。但是从相反的方向来看,一个成熟的制度环境或者制度间具有相似性则会造成一种非常强大的吸引力,这种引力来自于完善的法律法规对于投资者个人利益和投资行为的产权保护,以及熟悉的法律制度对于管理活动带来的便利,比如英国美国等英美法系的企业就倾向于向英美法系国家投资,其国际化的方向也更加明确,这说明制度因素可以作为企业国际化的有效推动因素。Chan,Isobe &Makino的研究有效地支持了这一论点,并且他们明确了东道国的制度发展程度对于海外附属机构的绩效的正向关系,并且东道国的制度越成熟,海外附属机构的表现越稳定。另外不完善的法规制度也会限制跨国公司的决策视野,从长期来看,企业不能够明确他们从投资和经营中获得的利益,所以企业会有动力寻求更好的决策环境和制度支持,尤其是东道国和母国的制度差距非常明显的时候,企业的动力就会越大。Crossland & Hambrick的研究也发现,在美国的各公司包括海外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的CEO的表现要比德国和日本的企业CEO的表现好,这不仅仅是由于国家体系的适应性所决定的,也是由于国家制度建设给CEO的制度束缚会影响企业CEO的领导能力和绩效表现。
这种制度距离的解释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普遍落后发达国家,但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在某些国家依然居高不下,比如中国和印度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量甚至一度还超越美国,而国际上发布的大多数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和印度在制度建设上并没有优势。但是制度距离依然可以很好的解释一些现象,比如中国的资本外逃问题。Li & Filer就扩展了这一视角,他们的研究前提是在不同程度和类型的制度之间都会进行资本的流动和企业间的活动,只是这种活动会因为政府治理类型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方式。在较弱的以规则为基础的政府治理的国家,企业更倾向于直接投资的方式,而且是依赖个人关系网络来保护他们的经营,但是在较强的以规则为基础的政府治理的国家,企业则更倾向于使用资本市场进行运作,因为他们可以根据法规有效的保护自…… 职称论文发表网http://www.issn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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