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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中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古老的文化及意识形态是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之一,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障碍。于是,他们开始向西方寻求新的文化形态和新的意识形态。陈独秀、吴虞、李大钊、鲁迅等有识之士以《新青年》为阵地,向旧文化发难,兴起了“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两种文化、两种意识短兵相接,斗争的结果,旧文化败北,新文化胜利。这场斗争的意义是巨大的,在文化史上是无前例的。但是正当我们庆祝中国文化与文学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西方的文化与文学却恰恰经历了与中国文化与文学相似的经历,中国的文学反叛了自己的传统向西方靠拢,而西方的文学也反叛了自己的传统,向东方文学靠拢。歌德、海涅、洛威尔、庞德等西方文学大师都热爱中国文学,特别是热爱中国的古典诗词。
为什么在世界的两极,东西方文化在20世纪初都在某些方面反叛自己的传统,而双方又都向对方被反叛的传统靠拢?
西方的文明源于古希腊,“希腊人出现在历史黎明前的微光之中,大约是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前,作为还不是完全游牧的流动的雅利安民族之一,正把他们的牧区逐渐向南扩张到巴尔干半岛,并跟以克诺苏斯为顶峰的前爱琴海文明发生冲突和混合。”[1]这种文明是与贫瘠的土地及严酷的大自然俱来的。他们与贫瘠的土地搏斗,向海外扩张冒险,培养了他们的进取精神与冒险精神,推动了商业经济的发展。在国家政权形式上虽然也是君主制,但重大事项或决定须由“议事会或人民大会——所认可”[2]有一定的民主政治。在哲学上,他们认为世界是二元的,以自我解释非我的世界中的一切现象,对主宰宇宙充满了信心。他们执着地对宇宙、对大自然进行由表及里地研究,培养和发展了一种纯思辨的抽象思维能力,思维方式是周密性和逻辑性。周密性和逻辑性当然可以准确表达对客观世界的已有认识,但与此同时,在科学前进一步时显示出它的框架结构的拘囿,这种周密逻辑性的思维语言尤其是对文学的巨大概括能力和给读者留下广阔思维空间的一种束缚。这种情况下,不可知论和对资本主义的永久性怀疑便是文学上的怀疑主义、神秘主义、颓废主义的认识论的根源。
以华夏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源于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流域,特殊的自然条件形成了他们对自然力的崇拜与自我封闭系统,认为中原是地球的中心,黄土地是上苍赐给人类的乐园。建立在氏族血缘关系上的奴隶社会,君王代天行事,臣民惟命是从。这样,便形成一种惰性,只求江山的永固和疆土的统一,而不太认真去探究宇宙的奥秘和根源。中国古代哲学家形式逻辑思辨能力较差,形成一种具象的抽象思维能力,特点是明白晓畅,具体生动,感情的波澜伴随其间。艺术表现上是使情感从具体的形象升腾到含蓄、朦胧和有弹性的艺术境界。
耐人寻味的是东西方文化反叛自己的传统与同时向对方反叛的传统靠拢,有着复杂的内容。中国文化在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后获得了新生。但是,中国新文化在反传统的形式下,
作者简介:刘同般(1964--),男,河南省商丘市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却在更高的层次上更深刻的意义上承继着更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与扬弃封建传统是新文化发展并行不悖的两个方面,民族传统的影响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一种文学的自然发展规律,是历史自我发展的形式。新文化运动初期对传统有较多的批判和否定是自然的,即便是如此,民族传统也深深地给新文化留下了烙印。对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并给予科学评价也从此肇始,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是开山之作,以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楚辞》研究,开辟了以现代分析观点研究古代文化的先河。
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的优美、多义、具有弹性、少用虚词、没有时态而形成的独特的美学境界,使歌德等人佩服之至,惊叹不已。他们试图反叛自己的传统,追求中国古典诗词的精练与含蓄,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不可能摆脱西方的文化背景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最初的尝试导致语言的支离破碎和词义的含混,他们的文学革新却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的时候,对域外的借鉴是不可避免的。王蒙的一篇《春之声》开了运用意识流手法的先河;徐敬亚一篇诗论引起争论;刘索拉一石投水引起碧波荡漾;切割时空、变换视角、性意识、潜意识独白等怪诞技巧穿插其间。新文学模拟西方现代派成为一种时尚。一时间,异域的舞蹈、歌曲不可遏止地流行开来。传统的戏曲、舞蹈有履薄冰之险。轻歌曼舞将被狂歌劲舞所替代,徐徐有致的旋律将被快节奏所置换,小说、诗歌的观念都将发生变化。
但是,当我们的艺术团用迪斯科以飨国际友人的时候,我们的文艺在国际上受到热烈欢迎却是中国四大文学名著、传统戏剧及老舍的《茶馆》、巴金的《寒夜》。这种情况说明在20世纪初开始的东西方文化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反叛和向对方传统的靠拢的任务并未完成。中国当代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文学的直接承继与发展。当代作家对西方的借鉴与学习,并不是不顾本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的生硬模仿和照搬。他们致力的是对社会政治历史的一种严肃的思考,对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历史性的关注,对未来的一种预示性的探索。寻“根”的热潮和接受外来文化影响两者的交织,构成当代文学的基调。马克思曾预言人类未来的文化将属于“世界文化”,将是东西方文化文明的融合。20世纪文化的反叛与靠拢是人类统一的“世界文化”的一个步骤。这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趋势,但距离形成“世界文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西方的人与物的对立,东方的物质匮乏与素质的相对低下,都阻碍了这种“世界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当代文学的当务之急,不是对“世界文化”形成的客观估计,而是对走向世界的严肃思考。具有活力与科学精神的现代意识与深入民族精神的民族传统相结合,会使古老的民族传统更加生气勃勃,发出灿烂的光辉,我们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文化现象的走向并不是单纯的。事实上,文化的走向也反映了经济的走向。众所周知,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20世纪初,列宁曾认为,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将要走向坟墓。他们对西方的文学艺术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西方资本主义并没有走向坟墓,反而在某些方面显示出生机。这是因为“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西方资本主义在理论、实践和体制上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为了解决其面临的种种问题,西方社会对原始资本主义的理论和体制已作了相当大的调整。长期以来,激进的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对西方政治与经济制度进行了长期的批判与斗争,这些批判有力地促进了西方的社会进步,其结果也已逐步融入现代西方的制度。与此同时,相当一些西方社会也有意识的吸取了许多来自非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容。西方社会的发展绝非遵循一种静止的、僵硬的模式,相反,在制度改进上,它更表现出一种灵活性。”[3]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因素,从而达到自我调节的目的。诸如扩大工人参加管理的规范,尊重工人的劳动,有限地缩小劳资的差距,社会福利保障的完备等。日本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模式相对于中国还要完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百多年的实践,说明资本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它是可以分割的,也是发展变化的。对此,我们应抱一种历史的和诚实的态度来认真对待,那种故步自封、掩耳盗铃的态度只能对社会有害。苏联的解体、东欧巨变的现实,曾使一部分西方政客欢欣鼓舞,也使一部分东方志士扼腕叹息,以为这是西方对东方的完全胜利。其实,这是一种社会学的短视,鼠目寸光地看待社会历史的进程。自从“西解东变”之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更广泛的社会主义试验,其中各国成绩不一,尤为突出者是我们国家。我们抛弃了僵死的经济模式,开始了伟大的改革历程。改革是艰难的,但我们的改革是卓有成效的。在改革伊始,曾有人主张“全盘西化”,表现了对西方社会和制度的盲目的超出理性批判的崇拜,也表现了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无知,更表现了他们政治信仰的脆弱。我们应该做到不被表面堂皇的西方口号和肤浅理论家的旗号所骗,而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百多年以来西方社会的深刻变化。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这方面,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表现了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天才智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诸如中国农村的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乡镇企业的发展,工农商联合公司的发展,国营企业的改革,中国基层选举,中国民主化进程等,这些都是新事物,在理论上有和西方经济发展趋势有相通之处。这样一来,我们从西方学来的东西恰恰是符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与符合中国国情的东西。这种“拿来”既能激活生产力的发展,又能发挥原有机制的优势,所以,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能居高不下,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
在道德领域里,东西方也有反叛和互补之势。例如,在美国的西点军校,学雷锋蔚然成风。东方的道德规范,在西方开花结果。东方也开始学习西方的社会道德,诸如在公共场所不吸烟、不酗酒、讲究卫生之类。
在21世纪里,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文化的竞争和经济的竞争方式却不是用飞机、大炮,而是反叛和汲收、互补和学习。20世纪初的文化反叛和21世纪初的经济反叛便能说明这一点。鉴于此,我们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来审视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向,便会摈弃僵死的、故步自封和盲目照搬的思维方式,更高地举起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更加阔步前进。
(作者单位:商丘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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